十二时 春思

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
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

　　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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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词刻画了一个怀恋旧情人而幽独伤感者的形象。上片由景语入，先渲染环境，而后推出薄衫低髻，抱膝思量，一个孤独苦闷人的形象。下片承前再铺写，侧重心理描绘，最后点出所思之由，但朦胧含蓄，给人留下了联想的余地和深婉的美感。

　　上片写暮春落红、雨后斜阳的景象。“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开篇这句实则是与周邦彦的“雨过残红湿未飞。珠帘一行透斜晖”暗合，纳兰随手拈来，将古人的词用在了自己的词里，浑然天成，令人不觉有何再妥。周邦彦写的是雨后残红在斜晖下投射于珠帘，而到了纳兰的词里则变得更加简洁洗练，更富美感。“红影”指鲜花的影子。鲜花的影子，透过小幽窗看去，别有风情，被打湿的花朵在暗影下，摇曳出多姿的风采，比起周邦彦的“残红湿未飞”，更显得有韵味一些。而多出的感叹“瘦尽春光”，其实有着李清照的“绿肥红瘦”的哀怨无奈。承接上句，“雨余花外却斜阳”。“余”既是后，雨后的花朵在斜阳下，而梦中的她却是穿着单薄的衣衫，挽着低垂的发髻，挺立在暮日下，低头思量。雨后、鲜花、美人、夕阳这些事物构成了纳兰笔下的一幅美丽的画。上片最后写那位女子“还惹思量”。词中所写的女子为何人，无法考证，但从词面来看，是一位温婉可人的女子，让人忍不住想去怜惜。

　　上片写完雨后景色，下片便转而写情，直抒心曲：“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思念的人不知身在何处，只能自己独自饮酒，这真是无限凄凉的事情啊。“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见回廊。”写出了少女内心深处梦牵魂萦的心事。特别是写梦中的她“瞥见回廊”一句，实际上是纳兰内心对回廊相思之地的无限眷恋。明代王次回《瞥见》诗：“别来清减转多姿，花影长廊瞥见时。双鬓淡烟双袖泪，偎人刚道莫相思。”这首诗与纳兰的回廊情思有着某种深刻的关联。

　　全词是写暮春雨后，夕阳依依，一位春衫少女愁情难释，对花持觞。最后道出她的心事，原来是梦里在回廊又遇情郎。这是表面之意，实际上是纳兰容若以想象中的少女暮春怀思，写自己对她的深切思念。这就是“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写法。韦庄有《浣溪沙》词云：“想君思我锦衾寒”，杜甫五律《月夜》诗中云：“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明明是自己在思念对方，却总写对方在思念自己。这样的写法情更深，意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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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诗作于1839年（农历己亥），是诗人的代表作品。是年，诗人辞官南归故里，后又北取眷属，就在往返途中创作了这一部堪称绝唱的大型七绝组诗。这组诗忆述见闻、回忆往事、抒发感慨，艺术地再现与反映了自己生平、思想、交游、宦迹、著述的丰富阅历，标志着诗人认识社会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在晚年已臻新的境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夜，诗中颇有感时忧国的力作。这首诗则表现诗人辞官的决心，报效国家的信念与使命，以及献身改革理想的崇高精神，语气乐观，形象生动，极富艺术魅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喜欢用落日作为自然现象和象征韶光易逝的双重手法来显示相思之烈或别离之苦。“吟鞭东指即天涯”。“吟鞭”是指诗人的马鞭，“东指”点明了此行的目的地——故乡（浙江）。“即天涯”是说距离故乡还很远。马鞭举处，前面便是离京师越来越远的海角天涯。元人马致远的《天净沙》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龚自珍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烘托离愁，以“天涯”映衬离愁，这种多层次的描写方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龚自珍的“吟鞭东指即天涯”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断肠人”而已。

　　按理说，龚自珍不满于死气沉沉的礼部衙门生活，毅然辞去礼部主事之职，准备回家乡杭州干一番事业，只身出都，有的只是对旧势力的决裂之感和憎恶之情，不应产生浩荡的离愁。唐诗人刘皂《旅次朔方》云：“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说由于迁谪到更远的地方，因此连客舍地也成为故乡了。不同之处在于，龚自珍虽说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但小时候在北京住过，又在礼部和其他机构做了十余年京官，京城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虽然龚自珍是主动要求辞职，但辞职的原因却是因为沉沦下僚，生活拮据，事出无奈，客观上是被迫离京出都。因此，“浩荡离愁”中，含有些许仕途蹭蹬，不为世用的感叹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孤独感。兼之龚自珍当时与妓女灵箫关系十分密切，《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其中一首说自己正堕入“红似相思绿似愁”的情场里，虽说灵箫并不在京师，但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的生活告别，缠绵悱恻、依依不舍的“离愁”也就难排难遣。可见，龚自珍的“离愁”内涵是丰富、复杂和多方面的。

　　日暮的片片飞花，撩起诗人的离愁。事业未竟，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红日西沉，今番出都，也许不再回还，作为描摹落花的能手，诗人爱“探春”，更爱“送春”，爱花开，也许更爱看花落，他曾在《西郊落花歌》中说纷飞的海棠花是到人间飘泊逗留的奇龙怪凤，把大风中海棠纷谢的奇景比作“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又闻净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观想尤神驰”，想像“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他对落花作过那么多美妙的比喻，而如今，诗人突然感到自己像一片飘飞的落花。辞别京都，诗人乘马车出都，一路情不能已，对着无边的落花，展开丰富的想像。官场的倾轧，沉重的氛围，窒息的人性，拮据的生活，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融为一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落花决不是无情的废物，诗人辞去礼部主事之职，正是为了到家乡主掌书院，聚徒讲学，把自己的学业和思想传给生徒，以变革的热情和未来的憧憬启迪他们，为国为民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量。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正可以孕育新的春天，色彩、芬芳，正可以献给后之来者。诗人从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中得到启发。大自然里花开花落，本来风雨由之，无感情可言，落红说不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只是诗人把自己的身世与落花完全结合起来，把感情移向落花，才使落花也具有人的感情，从而变成有情物。落花有情，表现在去酿造新的彩色的世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至此，诗人终于把飞花般纷乱的思绪捉住，从愁思中摆脱出来，带着时代的使命感，上升到一种庄严神圣的境界。“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飞花的独自，也是诗人与腐败的官场决裂，向黑暗的势力抗争的庄严而神圣的宣誓。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为了似锦繁花，不惜献身化为春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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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半阕，作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他从十七岁以来十五年间的坎坷经历粗略地描述了一番。用了两个“纵横”，把自己怀才不遇，箫剑双也的心情形象地表达出来。才“纵横”，是说他的才能大，泪“纵横”，是说他的悲哀多。“箫心”侧重于生活中的各种幽情亲情，“剑名”则主要是大的人生追求和志向抱也，二者“双也”，作者只赢得泪纵横。

　　词的下半阕，进一步写个人生活之悲：春天来时，连个关心的梦都做不成，不言没人关心自己，反言自己无倾注关心的对象；不说真实的关心，只求做个关心梦，话语中所包含的这些凄怨哀伤，是十分沉痛的。作者又巧妙地用了两个“飘零”，把自己为了功名，南北数次奔波的经历和自我安慰的复杂心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看了词的最后一句话才知道，作者一生漂泊无定，如今虽有些悔怨，但他已不看重这些，因为人生本就是雪泥鸿爪，因为他已信奉了佛教。

　　据史料记载，龚自珍在道光三年有信佛事。他回乡后在苏州与江沅、贝墉等几个佛门俗家弟子搅到一起，还参加了拜佛诵经。在作者的许多诗歌中，都有他学佛的印记，不少佛经上的语言，被龚自珍写入诗歌中。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学佛来解脱自己考场不得意的失落，这也是当时许多失意文人的通常做法。不过，读了这首词的最末一句，往往有一种苦涩生出，让人同情作者，这正是此词的艺术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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